我的工作日常經常在兩種角色間切換：一種是身為編輯，我與創作者們來回琢磨稿件；另一種則是身為創作者，我得誠實面對自己收到的修改建議。因為同時浸泡在這兩種情境裡，當我看到侯文詠搭配改編影，徹底重寫十年前的小說《人浮於愛》時，內心充滿了好奇。
金庸是因為再也寫不出新作，且他改編舊作還引發來自不同年齡層、廣大讀者的批評。可是，一位有能量持續寫新作的作家，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，回頭重寫一部舊作呢？
在我的經驗中，修稿的挑戰大致分成兩個層次。「結構」上的修改挑戰度高，卻不難討論：將後面的章節挪到開頭增加懸念、增刪角色或敘事線，這些調整雖然工程浩大，但路徑相對清晰，目標也鮮明。
真正困難的，是「意識形態」層次的討論。
意識形態涉及作者的價值觀、創作的初衷，以及他想透過故事傳遞的核心信念。小說是非常透明的載體，看似虛構，卻無一不映照出作者真實的內心世界。也因此，身為編輯，在觸碰這塊核心時，總要特別謹慎。那感覺很像在談判桌上，溫柔地試探彼此的底線，只是編輯是為了確認作者是否有視而不見的盲點。
像侯文詠這樣的資深知名作家怎麼修稿？我找了侯文詠近期的採訪想找出答案。他在與蔡康永的對談及新版序中提到，這趟旅程比想像的漫長。從 2017 年小說出版，到親自投入劇本改編，他與編劇、導演、演員們反覆討論，來回修改了十六個版本。過程中還經歷了疫情、雙親的離世，換導演與新的團隊等等變動，最後終於開拍，順利完成。
在改編過程中，許多編劇與導演給的意見讓他反思：「當初寫的時候，我怎麼沒想到呢？」更關鍵的是，他意識到，十年前人們對愛情與浪漫的想像，和現在截然不同。
社會的價值觀在短短十年間有了巨大的轉變。過去認定的浪漫——結婚、生子、共組家庭——已經不被現在的愛情男女買單。侯文詠坦言，他其他的作品如《白色巨塔》與現今的價值觀落差不大，但《人浮於愛》卻不再有與當下社會對話的能力。他是因為這原因決定要整個重寫小說。
我聽到這點感到非常吃驚，他要如何用相同的人物，寫出能與此刻的我們對話，且蘊含新價值觀的故事？我決定聽從朋友的建議，找來新舊兩個版本的小說與看完影集，寫一篇對照文章，到時再來與你分享我的發現。
最後，我想分享侯文詠在訪談中最觸動我的地方。一個是他在 HowFun 節目上聊到「文筆」，他坦言自己文筆並不好，也確實曾被批評過。（第二十四分鐘處）然而，正是這份「限制」，迫使他必須尋找另一種方式來形容事物，反而淬鍊出獨特的個人風格。他說，限制最終讓他找到了表達的自由。
所謂的風格，不見得來自與生俱來的優點，而是面對限制，老實做工，最後形成獨特的行筆姿勢。透過修稿，面對一年前、五年前，更久遠的自己，跟社會對話，在限制中一次次突圍，是專屬於創作者的詛咒與超能力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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